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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思乐教授和他的生本教育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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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☆收藏] 时间:2016-08-24点击:627次来源:
[摘要] “教师的最高境界,是‘不见自我’。他应该是一只最合脚的鞋子。”郭思乐教授说,“他的核心任务,不是自己‘教’,而是组织学生‘学’、服务学生‘学’。他要为学生创造生机勃勃的、令学生‘忘我’的课堂。”

“教师的最高境界,是‘不见自我’” 

     周伟锋,199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四中,1995年开始上郭思乐教授的研究生课程班。郭教授的课上到哪里,他就跟到哪里去听,号称“‘生本教育’最忠实的追随者”。 
    当时的广州四中,是个破破烂烂的“四类校”,他们的学生,是重点高中招完了剩下来的。作为一名数学教师,周伟锋感到自己压力很大。 
   在进行用“生本教育”方法实验的第一个学期,他的学生看起来比别的班都要“差”一些:考试成绩不如别人,课堂上还“乱哄哄”的。但到了高二和高三,“学生的学习热情,根本没办法挡”,几个平行班也再不能跟他们相比。 
    最后高考的结果,震惊了整个广州市。周伟锋所带的两个文科班,数学平均成绩超过了广州市最有名的重点高中,而且,全市文科数学成绩第一名、第三名和第五名都出在他班里。 
   震惊之余,很多人猜测:那样的生源,取得这样好的成绩,教师还不得“拼上命”啊。 
   而周伟锋的“轻松和悠闲”,却令人大感意外。 
   他说:“我讲得很少,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拨一下。新课,不超过15分钟。复习课,不超过10分钟,很多时候不超过5分钟。我把很大的主动权交给学生,靠数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他们。” 
   “提高学习成绩有很多种方法,比如反复地机械训练,也会有效果。但我们不同,我们‘生本教育’,是先学后教,不教而教。” 
    “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,是基于自己的思考,在互相启发、质疑当中进行的,他们的探究很深入。当学生在课堂上有了体会和收获,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会空前提高。” 
    事实上,周伟锋从来不苦口婆心地给学生讲解那些定理和例题,而是把“发现问题连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光荣”,都一并还给学生;他也很少检查学生的作业,而他们却以极大的热情,把它完成得很好…… 
    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值得赞叹的,但那仅仅是“能够测量”的部分。至于学生对数学魅力的沉醉、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无尽的探索精神,以及三年来积极、自主的学习生活,却是一张试卷无法反映的! 
   随后的几年,周伟锋不仅被评为“广东省名教师”(整个广州市只评了8个人,他是唯一的数学教师),还成为校长、广州市人民政府督学、市人大代表、市数学研究会会长。他社会活动很多,但一直还带着两个班的课。 
    这时,有人向周伟锋提出:“你能够做到,是因为你太优秀了。我们可做不到。” 
   “难道,这个办法只有我能用吗?”周伟锋在心里问自己。 
    2004年秋天,他从华南师范大学找了两个成绩中等的实习生,在高一教了一个学期。每节课,周伟锋只坐在教室后面,评点一下该怎么教。一个学期之后,他们结束实习回去了。到高二,他又找了两个实习生,又教了一个学期。 
    尽管三个学期中,有两个学期都是实习生在教,而学生们却已经学完了高中数学的所有内容。他们立即参加广州市的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,成绩就超过了重点学校的高三学生。等高考时,他们的平均成绩大幅超过了全市6所重点高中的校平均成绩。 
    这次“实验”,让周伟锋有了说话的底气:“连实习生都能做,还有谁是做不了的?你只要认同学生是可以自己发展的,你只要认同这一点,什么样的生源、什么样的师资都可以放开手脚去搞。” 
    近几年,周伟锋在广东省内外做了不下100场报告,“不遗余力地介绍、推广‘生本教育’”。作为市数学研究会会长,他在四、五千名数学教师中施加影响,努力使他们逐步接受“生本教育”理念。以前,广州市的数学成绩在全省21个地市中排第12名,好的时候是第10名,现在却稳定在前5名,甚至前3名。 
    就这样,周伟锋和他的同行们,在课堂上饯行着“生本教育”的“先学后教,不教而教”,以同样的轻松和悠闲,战胜了辛苦打拼的“汗水主义”。 
   对此,郭思乐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。他把传统的“教师苦教”比作插秧,多少年来,农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,以为付出的劳动越多,就会收获得越多。可是,这样做既折磨着秧苗的根系,又没有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,破坏了秧苗自由生长的规律。于是,秧苗们拥挤着,无奈着,无法发展。 
后来,人们发现了“抛秧”的方法,减少了劳动量,却保护了秧苗,给它们带来自由生长的欢快,也当然地带来了高产。 
“回到教育问题上,我们一直在做着类似的事情。”郭思乐教授说,“我们的校长、家长,还有教师自己,一直以为教师做得多,是一种光荣的传统,是服务充分的表现,教育质量会因此提高。” 
   “然而,当我们把知识划分得十分细密、又对学生提出十分细密的要求时,学生的思维就被局限住了。他们没有必要想什么,也想不出什么,后来是懒得想什么。实际上这就是学生对违背自然的教育的报复。他们对这种‘保姆式’的教育,并不领情。” 
    那么,教师究竟应该怎样做?他的价值,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? 
   印度哲学大师奥修把这样一句话称为最伟大的祷文:“当鞋合脚时,脚就被忘记了。”脚被忘记,是因为脚处于“忘我”状态,工作得非常好;反之,如果鞋不合脚,脚疼了,就会被时时记起。 
    同样的道理,当教育适合学生时,学生就忘记了自己在学习,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,甚至忘记了自己。在忘我的时刻,学生的能量就不会被教师的说教所消耗,真正出现投入和着迷的境界。 
     失去多时的人的自然本性,这时会回到学生的身上。“他会像自然界的那头鹿,毛色鲜明,忽闪着黑宝石似的眼睛,处处显示活力”。平时要花几个钟头甚至几周时间才能“教”会的东西,现在也许有几分钟、几十分钟就足够了。 
相反,如果教师上课的时候,竭力想收回“教”的权力,那么,他必然为自己的教学环节所计,一再打断学生的活动,或者企图以学生的活动为自己的表演服务。当学生表现出茫然和不配合时,他默默地动怒了,他偷偷地用力拉扯动作慢的学生…… 
    此时,鞋子不合脚了,脚就开始反对。那些自然的、和谐的、跃动的和充满效率的美,转眼间就荡然无存了! 
   “教师的最高境界,是‘不见自我’。他应该是一只最合脚的鞋子。”郭思乐教授说,“他的核心任务,不是自己‘教’,而是组织学生‘学’、服务学生‘学’。他要为学生创造生机勃勃的、令学生‘忘我’的课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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