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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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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

——记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“生本教育”实验的理论及实践

本文刊于《人民教育》杂志第21期

几年前,一位朋友问郭思乐教授:“什么是教学?”

郭教授回答说:“如果你告诉学生,3乘以5等于15,这不是教学。如果你说,3乘以5等于什么?这就有一点是教学了。”

“如果你有胆量说:‘3乘以5等于14’,那就更是教学了。这时候,打瞌睡的孩子睁开了眼睛,玩橡皮泥的学生也不玩了:‘什么什么?等于14?’”

“然后他们就用各种方法,来论证等于15而不是14。比如4个3是12,再多加一个3,是15;数一数,5 个3是15,等等。”

这一段小小的对话,闪烁着郭思乐教授“生本教育”理论的智慧之光。

“儿童是大自然最美好的杰作。”郭思乐教授说,“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孩子,哪怕是数学才考了十多分,哪怕是还拖着鼻涕,哪怕是字写得歪歪扭扭,他们都将居于今后所有事情的核心。儿童不可限量。”

“我们所做的,全都要通过儿童自己去最后完成。一旦我们醒悟这一过程的必然性,就会明白教育过程的主人和主力,原来是儿童自己,我们只不过是儿童自主发展的服务者和仆人。”

由此,他提出了“生本教育”理论。其核心理念,就是高度尊重学生,全面依靠学生,把以往教学中主要依靠教师的教,转变为主要依靠学生的学。而教师则要退后,他的作用和价值,体现在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,组织学生自主学习。

这,不仅仅是教育方法的转变,更是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。

夸美纽斯在他的《大教学论》中,这样表述其教育理想:“找出一种教育方法,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,但是学生可以多学;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、厌恶和无益的劳苦,独具闲暇、快乐及坚实的进步。”

“生本教育”所要实现的,也正是这样的理想。

同一面理想之帜,把理论者与实践者紧紧团结在一起。自1999年以来,“生本教育”实验学校从最初的15所,逐渐发展到现在的100多所。这些学校由于依靠儿童自身的解放,不断出现令人激动的变化和办学成绩。

在经济发达、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,特别是珠三角地区,这一场教育变革犹如滚滚巨浪,奔腾而来。

“生命如何伟大,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”

2006年秋季开学,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一年级的第一节语文课,要学习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的《开学致词》。

走进教室之前,在李卫林老师的心里,有一些忐忑不安。

这是他第一次以“生本教育”的方式授课。此前,他曾接受过一些“生本”理论培训,也观摩过一些“生本”课堂,但他还是不免有些疑虑:“生本”要求教师放弃逐句逐段的讲解,而是抛出有价值的问题,让学生你一句、他一句地讨论,这样的课堂怎么掌控?依靠学生,他们能行吗?

读完课文,他试着问学生:“这篇文章,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?”

学生说:“课文里写着:‘不要把老师的讲台看作是皇帝的宝座或是传道的讲坛!老师坐得高一点,不是为了你们向他祈祷,而是为了使你们彼此看得清楚一些。老师不是教官,也不是上帝,他不是一切都知道……’为什么德国人这样看待他们的老师?而我们却不是?”

“还有,‘不要过分用功’!这跟我们中国人也不一样!”

“‘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!’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这么说?”

课文的内容让孩子们感到如此新鲜和惊奇,一会儿工夫,他们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。

这时李卫林提醒说:这些问题,都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。学生马上追问:“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异?这些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呢?”

这可真是一个大问题。

按照“生本教育”的要求,学生提的问题,还要靠学生自己去解决。于是李卫林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:《中西文化差异之我见》,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,挑选角度去查找资料、写作,期限是1个月。

没过几天,就有性急的孩子拿着他们的提纲给老师看,有关注中西教育差异的,有关注文化传统差异的,有关注民族精神差异的,等等。不到一个月,各小组都交来了他们的论文,每篇都有1万多字,角度各异,材料丰富,写得像模像样。

这成为李卫林一次难忘的教育经历。他说:“在那之前,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学生能有这样的水平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相信‘生本教育’。我也开始相信,学生的潜力,的确是无穷无尽的。”

从此,他更加放手,在每节课上都组织学生自由讨论。

教学方式的转变,带来了学生的巨大变化。出于讨论和辩论的需要,学生不仅要精准地理解课文的深意,而且“非常自觉”地加大了课外阅读量,有的甚至已经在读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。在学校的网站上,李卫林专门为学生建立了读书论坛,他们每星期都会确定一个主题,交流读书感悟。

事实上,很多参加“生本教育”实验的教师都在感慨,当他们真正把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,真正做到全面依靠学生时,他们看到了以前想也不曾想到的、无穷的美景。

在深圳市沙河小学,从学生字到学课文,都完全依靠学生自己。

学生字,靠学生们之间的交流:这个字有什么特点?我是怎么记住的?许多难字,被学生自己编了好玩的故事,连老师听了都拍案叫绝。

学 课文,就以学生谈感受为主。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使用精确简练的语言,引用动人的故事、睿智的名言来佐证他的观点,就会带来同学、老师的热烈掌声和由衷敬佩。那是一种非凡的成就感,成为激励他们进一步扩大阅读的力量。在一年级的时候,就有学生开始读世界名著,其涉猎之广,让老师惊叹。

“传统上非常重视的语法教育、字词解析、段落划分等,我们一点都没搞。上课就是以学生的阅读和谈感受为主,把课外阅读内容迁移到课内来。”四年级语文教师胡梅说:“我们把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,让他们大量读写、感悟,让学生直接接触语文的本真和核心。”

胡梅也从来没有辅导过学生的写作,可是大量读写之下,“学生的写作能力甚至超过了老师”。这给胡梅带来很大的快乐,“学生的文章写得那么好,我很想找个人倾诉!”

有一次,她把学生的一篇习作挂到网上,4天时间竟有了8000多次的点击率,还有60多个回复。更让她得意的是,很多网友在赞叹之余,都忍不住质疑:这么好的文章,怎么可能是四年级的学生写出来的!

精彩的课堂讨论,大量的阅读,在“生本教育”实验班里成为普遍的现象。

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,四年级的学生,人均自主阅读量已达到1300多万字,相当于课标规定高中生阅读量的2倍。大量阅读带来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迅速增长。在广州市小学生语文能力竞赛中,前10名里华阳小学就占了4名。要知道,全市有1000多所学校呢。

经常深入学校,不断看到这些由学生创造的“奇迹”,郭思乐教授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:“学生是什么?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,是天纵之才,是天地间多少万年发展的精灵!生命如何伟大,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,他的聪明才智说也说不完!教学最大的资源是孩子本身,远比那些硬件、电脑、高科技手段都要紧得多。只有当他的潜能真正被激发,学习效率才能真正提高。”

学习的发生之处是学生。任何时候,都要坚定地相信学生、依靠学生。这是“生本教育”理论的一个基点,也是“生本教育”实践的一个出发点。

“教师的最高境界,是‘不见自我’”

周伟锋,199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四中,1995年开始上郭思乐教授的研究生课程班。郭教授的课上到哪里,他就跟到哪里去听,号称“‘生本教育’最忠实的追随者”。

当时的广州四中,是个破破烂烂的“四类校”,他们的学生,是重点高中招完了剩下来的。作为一名数学教师,周伟锋感到自己压力很大。

在进行“生本教育”实验的第一个学期,他的学生看起来比别的班都要“差”一些:考试成绩不如别人,课堂上还“乱哄哄”的。但到了高二和高三,“学生的学习热情,根本没办法挡”,几个平行班也再不能跟他们相比。

最后高考的结果,震惊了整个广州市。周伟锋所带的两个文科班,数学平均成绩超过了广州市最有名的重点高中,而且,全市文科数学成绩第一名、第三名和第五名都出在他班里。

震惊之余,很多人猜测:那样的生源,取得这样好的成绩,教师还不得“拼上命”啊。

而周伟锋的“轻松和悠闲”,却令人大感意外。

他说:“我讲得很少,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拨一下。新课,不超过15分钟。复习课,不超过10分钟,很多时候不超过5分钟。我把很大的主动权交给学生,靠数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他们。”

“提高学习成绩有很多种方法,比如反复地机械训练,也会有效果。但我们不同,我们‘生本教育’,是先学后教,不教而教。”

“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,是基于自己的思考,在互相启发、质疑当中进行的,他们的探究很深入。当学生在课堂上有了体会和收获,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会空前提高。”

事实上,周伟锋从来不苦口婆心地给学生讲解那些定理和例题,而是把“发现问题连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光荣”,都一并还给学生;他也很少检查学生的作业,而他们却以极大的热情,把它完成得很好……

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值得赞叹的,但那仅仅是“能够测量”的部分。至于学生对数学魅力的沉醉、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无尽的探索精神,以及三年来积极、自主的学习生活,却是一张试卷无法反映的!

随后的几年,周伟锋不仅被评为“广东省名教师”(整个广州市只评了8个人,他是唯一的数学教师),还成为校长、广州市人民政府督学、市人大代表、市数学研究会会长。他社会活动很多,但一直还带着两个班的课。

这时,有人向周伟锋提出:“你能够做到,是因为你太优秀了。我们可做不到。”

“难道,这个办法只有我能用吗?”周伟锋在心里问自己。

2004年秋天,他从华南师范大学找了两个成绩中等的实习生,在高一教了一个学期。每节课,周伟锋只坐在教室后面,评点一下该怎么教。一个学期之后,他们结束实习回去了。到高二,他又找了两个实习生,又教了一个学期。

尽管三个学期中,有两个学期都是实习生在教,而学生们却已经学完了高中数学的所有内容。他们立即参加广州市的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,成绩就超过了重点学校的高三学生。等高考时,他们的平均成绩大幅超过了全市6所重点高中的校平均成绩。

这次“实验”,让周伟锋有了说话的底气:“连实习生都能做,还有谁是做不了的?你只要认同学生是可以自己发展的,你只要认同这一点,什么样的生源、什么样的师资都可以放开手脚去搞。”

近几年,周伟锋在广东省内外做了不下100场报告,“不遗余力地介绍、推广‘生本教育’”。作为市数学研究会会长,他在四、五千名数学教师中施加影响,努力使他们逐步接受“生本教育”理念。以前,广州市的数学成绩在全省21个地市中排第12名,好的时候是第10名,现在却稳定在前5名,甚至前3名。

就这样,周伟锋和他的同行们,在课堂上践行着“生本教育”的“先学后教,不教而教”,以同样的轻松和悠闲,战胜了辛苦打拼的“汗水主义”。

对此,郭思乐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。他把传统的“教师苦教”比作插秧,多少年来,农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,以为付出的劳动越多,就会收获得越多。可是,这样做既折磨着秧苗的根系,又没有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,破坏了秧苗自由生长的规律。于是,秧苗们拥挤着,无奈着,无法发展。

后来,人们发现了“抛秧”的方法,减少了劳动量,却保护了秧苗,给它们带来自由生长的欢快,也当然地带来了高产。

“回到教育问题上,我们一直在做着类似的事情。”郭思乐教授说,“我们的校长、家长,还有教师自己,一直以为教师做得多,是一种光荣的传统,是服务充分的表现,教育质量会因此提高。”

“然而,当我们把知识划分得十分细密、又对学生提出十分细密的要求时,学生的思维就被局限住了。他们没有必要想什么,也想不出什么,后来是懒得想什么。实际上这就是学生对违背自然的教育的报复。他们对这种‘保姆式’的教育,并不领情。”

那么,教师究竟应该怎样做?他的价值,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?

印度哲学大师奥修把这样一句话称为最伟大的祷文:“当鞋合脚时,脚就被忘记了。”脚被忘记,是因为脚处于“忘我”状态,工作得非常好;反之,如果鞋不合脚,脚疼了,就会被时时记起。

同样的道理,当教育适合学生时,学生就忘记了自己在学习,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,甚至忘记了自己。在忘我的时刻,学生的能量就不会被教师的说教所消耗,真正出现投入和着迷的境界。

失去多时的人的自然本性,这时会回到学生的身上。“他会像自然界的那头鹿,毛色鲜明,忽闪着黑宝石似的眼睛,处处显示活力”。平时要花几个钟头甚至几周时间才能“教”会的东西,现在也许有几分钟、几十分钟就足够了。

相反,如果教师上课的时候,竭力想收回“教”的权力,那么,他必然为自己的教学环节所计,一再打断学生的活动,或者企图以学生的活动为自己的表演服务。当学生表现出茫然和不配合时,他默默地动怒了,他偷偷地用力拉扯动作慢的学生……

此时,鞋子不合脚了,脚就开始反对。那些自然的、和谐的、跃动的和充满效率的美,转眼间就荡然无存了!

“教师的最高境界,是‘不见自我’。他应该是一只最合脚的鞋子。”郭思乐教授说,“他的核心任务,不是自己‘教’,而是组织学生‘学’、服务学生‘学’。他要为学生创造生机勃勃的、令学生‘忘我’的课堂。”

“我们不参加统一考试,但我们要评研”

6月中旬,各个学校都进入了紧张的总复习阶段,准备迎接一学期里最重要的期末考试。
从1999年就开始“生本教育”实验的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,他们在做什么呢?6月18日上午,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,我们有幸听到了一节常态的“评研课”。

这是二年级一节复习长度和重量单位的数学课。头一天,学生们刚做了一份“稍有些陷阱”的习题,他们要在这节课上,重点探讨其中出现的问题。

开始的10分钟,是四人小组内部讨论,看看自己的答案与别人是否一致?不一致的,谁的对?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嘈杂的争辩声,有的学生企图说服别人,有的在反驳。被说服了的,拿起橡皮擦掉了错误的答案,互相不能说服的,用红笔重重地画上红三角。

然后,是小组汇报,向大家介绍“最难做、最容易错的一道题”。

第一组,四位同学都上了讲台。他们选择的题目是:“操场每圈400米,小华跑了2圈半,小明跑了1200米,谁跑的距离长?长多少米?”

汇报的第一个学生说:“我请大家注意‘2圈半’。”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示意图(一不小心画过了头,他的同伴帮他把多余的擦掉)。

第二个学生:“我们的方法是,先算1200米是多少圈,1200/400=3圈,再算2圈半是1000米。1200—1000=200米,所以,小明跑得长,长200米。”

他们讲完了,由全班同学发言,进行质疑和补充。

第一个学生:“你们算得太罗嗦了,要么算3圈,要么算1000米,就能作出比较,不用都算。”

第二个:“你的1000米是怎么来的?”汇报的学生回答:“是400+400+200得来的。”他听了有些不满意:“太没有水平了!我们已经学过乘法,应该用400×2+200!”

第三个:“那么,后面的200米又是怎么来的?它是400米的一半,应该是400/2。所以,完整的算式应该是400×2+400/2。”

第四个:“要特别注意2圈半的‘半’字!我们组有3个同学都错了,只有1个同学没有错,因为我们三个都没有看到那个‘半’字。”

第二组,选择的题目是:“6个铅球共重24千克,平均每个铅球重多少克?”

汇报的同学说:“我们小组有3种答案,4克,4千克,4000克。我们也不知道,到底哪个对?”

全班同学都帮他们解决问题。第一个同学:“应该是4000克。4克嘛,好轻哦。”

第二个:“可是,难道24/4=4000吗?”

第三个:“我们也有这个问题。不过人家问是多少克,不应该是4千克吧?”

第四个:“如果人家问是多少千克,写4就够了。可人家问的是多少克,所以应该把4千克写为4000克。24/6=4千克,4千克=4000克。”

教师:“大家明白了没有?”学生:“明白了!”

第三组,题目是:“4吨+5吨〇9000克”(比较大小)。

汇报的同学说:“我填的是=号……”他突然顿住,摸了摸后脑勺:“哦,我错了,把9000克算成9吨了,应该是>号。”

全班同学发言。第一个学生:“一定要看单位哦。多少吨一定会大于多少克!4吨不用加5吨也大于9000克!可以省好多力气。”

第二个:“除了要看单位,也要看数字。多少‘吨’不一定大于多少‘克’。如果是9000000克呢?不就等于9吨了吗?”

第三个,慢吞吞地:“要先看单位,再看数字。不要着急,慢慢在心里算,然后再写上去,就不会错了。”(掌声)

第四组:题目是:“30米/5=( )分米”。

第三个学生要发言,教师说:“如果重复就不说了,好吗?时间不多了。”学生不慌不忙地:“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这样算的,30米是300分米,300分米/5就是60分米。”教师:“好棒!”(热烈的掌声)……

临下课,教师说出了她整节课最长的一句话,她说:“今天这节课,同学们讲得特别清楚,谢谢你们!”

执教这节课的,是年轻的数学教师赖艳。她说:“我们的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,都不参加统一考试,但我们要‘评研’。”

在这样的“评研课”上, 学生们相互质疑,自我纠错,每个人都有他的思考。你看,孩子们自己列举了产生错误的种种情形,又通过辩论一一去否定它。任何逻辑上的漏洞,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。而他们的老师,只需站在一边,看他们操着慢条斯理的可爱童声,一点一点地去逼近真理,那是一种何其美妙的境界!

不考试,却产生了比考试还要高的效益。六年级毕业考试,华阳小学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达到了惊人的98.9,几乎到了不失分的地步。由此可以得知,他们在日常的“评研”当中,是怎样扎实地夯下了知识的基础。

“评研”的理论基础,是郭思乐教授的“新错误观”。

他说:“儿童获得的东西,有许多是在他们自己的探索之下获得的。这种探索需要一个过程,当然也会犯不少错误。发现错误,改正错误,就激发了思考。正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,儿童获得了真知。”

“传统上,我们总要求学生的认识‘一次性完成’,这并不符合他们的认知规律。‘生本’的学生,我们给他这样的机会,使他们的认识,可以通过多次或长期地反复式提高来完成。我们给学生足够的时间,让他们逐步地去感悟。”

还记得牙牙学语的孩子吗,他们有时候会犯一些令人发笑的错误。比如:他学着别人的口气,认真地把自己的爸爸称为“你爸爸”。这时,他会惊异地发现,周围的大人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,或许还有一个温柔的手掌,拍一拍他的脑袋。

没 有谁会生气、发火。我们都知道:这点错误,没有什么了不起的!过不了多久,这个走起路来还跌跌撞撞的小不点儿,就能学会全套的、精准的、完美的母语,他自然会排除自己的错误而趋向正确。哪怕他说话比别人晚上个一年半载,我们也不会着急。因为我们相信,他迟早能够学会,不过是略晚一点而已。

然而,一旦孩子上了学,我们就失去了原有的耐心。我们开始否认孩子之间的差异,强行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,掌握相同的东西。我们变得着急起来,期中考,期末考,月月考,一旦学生出了差错,那些曾经的善意哄笑和温柔手掌,竟变成了严厉的斥责和无情的鸡毛掸子,让学生心寒胆颤!

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学生有一段相当笨拙的学习过程,不能允许错误的出现呢?

“评研”,正是体现了对儿童学习人格的尊重,为他们提供了“出错”和“改错”的机会。为此,郭思乐教授多方奔走,为“生本教育”实验学校争取特殊政策:在非毕业年级,学生一律不参加统一考试。

“如果对蒸馒头的过程实行‘开盖主义’,不断地开盖窥视,馒头反而蒸不熟。”他说,“所以,我们要以最大的耐心,等待……再等待,最后,收获一锅熟透而美味的馒头。”

“学生快乐、美好的学习生活,是德育的真正基础”

1999年,周玉娥被任命为华阳小学校长。当时,她的心里有些不情愿。在广州做了多年的教育工作,她明白那是一所“很麻烦”的学校!

 

学校建在一片泥巴地上,教学楼四处漏雨。这些倒也罢了,问题是他们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城乡结合部,生源复杂,学生很难缠。

果然,上任没几天,就有老师来找她,说班里的孩子跑掉了好几个!周玉娥只得陪着老师四处寻找。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游戏机室,他们一下子抓住了4、5个。周玉娥“火得要命”,她跑到派出所,强烈要求“端掉那个害人的游戏机室”。

可是,等冷静下来,她又想:就算把这一个端掉了,又怎么能保证孩子不去其他的游戏机室呢?问题的关键,还在于要用更有趣的事情,把孩子吸引在课堂上!

“我从班主任一直做到校长,做了几十年。我知道要让课堂吸引住学生,会有多么难。”周玉娥说,“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彷徨。我探索过很多教学实验,都不能奏效。于是轰轰烈烈开始,悄无声息结束。”

“直到我遇到‘生本教育’,我被它深深打动了。我想,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条道路!”

1999年秋季,华阳小学成为“生本教育”第一批实验学校。如今迈进第10个年头了,学校由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,一路评上“市一级学校”、“省一级学校”。而孩子们的收获,就更加令人欣喜。

“以前,我们认为孩子每堂课的注意力只有15分钟,其实,那是被动灌输的结果。对孩子来说,那样的时间,1分钟都嫌多。”周玉娥说,“现在的‘生本’课堂,唤起了学生的热情,他们经常拉着老师不让下课。”

在课外,以前是老师布置大量作业,学生厌烦不已。现在,作业极少,腾出时间给孩子大量阅读,预习。别看孩子们整天忙忙碌碌,他们的心,却是快乐的。他们到处查找资料,甚至在被家长勒令睡觉之后,还偷偷地躲在被窝里看书。而这一切,都是为了在课堂上实现自己的“成就感”。

俗话说:“无事生非”。这个词,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:没有正事做,才去招惹是非。只要学生有了更热爱的事情去做,就再也无暇光顾游戏机室或者网吧,他们自然而然地,与那些地方彻底决裂了!

“学生快乐、美好的学习生活,是德育的真正基础。”这是“生本教育”理论对于德育的一个基本观点。

郭思乐教授说:“产生德育问题的一个重大根源,是由于教学不当而造成的学生厌学、受压抑、无心向学。反之,当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,意气风发、努力向上时,德育工作就有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基础。”

他对于德育的另一个基本观点,是“学生美好德行的建立、人格的建树,不能依靠外在的说教,而必须依靠学生自身的体验和感悟,必须经过学生的内化去实现。”而生本教育的学生自主的课堂和与之相连的生活实践,就自然地成为学生获得真善美、涵养德性的经常性的、最自然的方式。

上个学期,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初一学生汤梓欣和同学们,一起学习了鲁迅的《风筝》。“小组讨论时,我和我们小组的另一个同学,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产生了意见分歧。”班级讨论时,班上的同学分成了两派,她们两人各领一派,辩论很激烈。

“下了课回到宿舍,我们也没有停下,各自搅尽脑汁、引经据典,一直到晚上10点半熄了灯,还在压低了声音争论。”第二天一早,争执不下的两人“互相拉扯着”,找到她们的老师,希望老师给分出个是非曲直。

“可是,老师并没有评判谁对谁错。”汤梓欣说:“他告诉我们:‘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观点,很多时候,我们不能说服别人,也不能被别人说服。要学会容忍不同的观点,因为每一个观点都有它独特的角度,是值得尊重的。’”

这番话,让汤梓欣内心受到极大震撼。她说:“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问题要从不同角度去考虑。不同的观点,不是‘非对即错’,而是可以和谐共存。”

对一个初一的学生来讲,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认识啊。

建立在小组、班级自由讨论基础上的“生本”课堂,由于深刻、强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,所以,能够充分展示他们真实的天性,既有淳朴、自信、进取、团结的一面,也使狭隘、易冲动、情绪化的一面暴露无遗。

所幸,学生德行的养成,与他们知识的形成相类似,都具有自我纠错的特征。而生动活泼的“生本”课堂,恰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改变与提升的有利环境。

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二学生江佳育,谈起她班里的讨论,有自己的感受:“讨论就避免不了争论。开始,谁的嗓门大,谁的观点更偏激,谁就更容易受到同学的注意和支持。这样的争论,最后经常演化为人身攻击、吵架,甚至拍桌子打板凳。”

“可是后来我们发现:有些同学,虽然声音不高,但他们不说干巴巴的大道理,还会引用一些能打动人的材料,尽量让语言更优美,他们逐渐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。而那些不偏激、更理性、更新颖的观点,也更容易服人。现在,我们都在向这样的风格靠拢。”

从表面上看,这是辩论技巧的进步,从本质上看,却是学生观察与思考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变化。他们正逐步摆脱自己的偏激、狭隘,学会容忍与克制,走向理性和成熟。

“在‘生本’课堂上,我们不仅看到学生对同伴的真知灼见由衷的赞美,也看到他们对不同意见的理性质疑。这表明,他们拥有宽广恢弘的气度。”郭思乐教授说,“其弦歌雅意,天籁心声,令人欣喜。”

他说:“事实上,学习生活作为学生生活最基本、最核心的部分,是学生形成美好德行的摇篮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德行的未来走向。社会对学生道德成长的要求,要借此才能实现。”

“我们的野炊,为什么不能‘生本’一些呢?”

去年秋天,广州市骏景小学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秋游。有老师提出来:咱们给孩子组织一次野炊吧!想想看,孩子自己煮饭、烧菜,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,多么有趣。

可是,野炊要生火、用水,还免不了动刀,样样都是不安全因素啊。陈武校长和老师们合计来合计去,觉得太难。就在决定放弃的那一刻,陈武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:“我们的野炊,为什么不能‘生本’一些呢?”

骏景小学是一所成立不足5年的新学校,自成立之时,就开始进行“生本教育”实验。“生本教育”给学校带来了积极的课堂、欢欣的师生。学校也很快成为“广州市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”,不久前,还被评估为“被社会认可的好学校”。

那么,在课堂之外,学校的其他方面,可不可以“生本”呢?

陈武校长和老师们决定,就从这次野炊开始,试一试!

按照“生本”的原则,应该把老师“事无巨细的交代、细致入微的安排”,都转化为学生的思考、研究和自主决定。于是老师们都在班级布置了“研究任务”:“要野炊了,请你告诉大家,应该准备些什么?怎样分工?注意些什么?”

学生们很快行动起来。他们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,在互相讨论、质疑、补充当中,一份份关于安全、分工、日程等各方面内容的“野炊预案”出台了。

五年级3班的“野炊使用刀具注意事项”,就是其中的一份:

1.刀具是很锋利的,能不用就不用,例如蔬菜之类的完全可以用手撕的。

2.实在要用刀,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切菜时,不要把手指放在刀具的正下方。

3.不要拿刀来玩,也不要挥舞刀具。

4.妥善保管好你的刀具,不用时放在背包里。

5.切记:使用刀具时,心急可能会酿成大错。

6.如果被刀切伤了,马上用干净的水清洗伤口,再用创可贴止血。

最后,祝大家野炊愉快!

在随后召开的全校大会上,由学生们登上讲台,代替校长和老师进行了周密详尽的“安全教育”。孩子们告诉大家,应该怎样用刀,怎样用火,怎样注意周围的危险事物,比如水塘。而老师们,只是坐在台下,倾听,微笑。

野炊的日子终于到来了。出发的那一天,孩子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,他们欢呼着、雀跃着,因为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野炊!

事实证明,他们的预案非常有效,整个活动热火朝天却又井井有条,之前最担心的安全问题,也没有出现任何纰漏。

当然,以孩子们有限的生活经验,还不足以应付所有的情况。

有一个班,当炒菜的铁锅在火上烧得滚烫的时候,他们才想起来:哎呀,怎么忘了带一块垫手的抹布!眼看锅里的菜都要发黑了,孩子们急得团团转。有个男孩急中生智,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棒,串起铁锅的两个耳朵,把锅端了下来。他的“英雄行为”,引来一片欢呼。

还有几个学生,当他们得意地把“烤好”的鸡翅端给老师的时候,突然懊恼地发现,还有一些血水顺着肉缝,慢慢地流出来……

多少日子过去了,那些小小的插曲,还一直是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“这次野炊,是我们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里程碑。”陈武说,从此“生本”理念在他们学校,由课堂教学延伸到班级管理和学校管理。

他们把所有能依靠学生做的事情,都交还给学生,放手让他们去做。

学校甚至把原来用于书写校训的、全校最显眼的一面墙,都还给了学生,作为他们自主创作的“涂鸦墙”。现在,那里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。

有一次,学校里进行“装饰教室创意比赛”,当班主任刘迅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时,他们却认为:“我们的教室已经装饰得很漂亮了,为什么还要推倒重来呢?太浪费,又不环保。”刘迅虽然觉得放弃比赛有些可惜,但是,“既然学生说得有道理,为什么不尊重他们的意见呢?”最后,他们还是放弃了比赛。

“与在课堂上一样,‘生本’管理的基点,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立场、想法。”刘迅说。

参与“生本教育”实验的不少学校和教师,都自然地把“生本教育”理念,迁移到他们的管理工作当中,郭思乐教授高兴地说:“我们有大的原则,但在具体实践中,校长和老师们做了很多创造性工作。”

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李卫林老师,也是一位班主任。他对于如何做好班级管理工作,有自己的思考。“其实,以前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去管的事情,都是学生本身的需要,比如自习课保持安静,教室与宿舍的整洁等。我们管得太多,反而让他们把自己的需要忘记了。”

就像那个有名的故事,有个老人因为受不了孩子踢球的喧闹,就付钱给他们。当老人一点一点减少所付的钱时,孩子们说:“就这么一点钱,我们才懒得给你踢呢。”从此放弃了这项曾经让他们那么快乐的游戏。

“我们不就在做那个老人吗?我们惯常的管理方式是,‘做好了加一分,再做好一点加两分,做不好就扣分’,把学生天性的需要变成了分数和奖惩。‘生本’管理就要把他本身的需要给回他。”

于是,李卫林让学生自己去讨论,去制订规则: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,应该怎样去保持?”“在班级里,什么行为是受欢迎的,什么行为是让人讨厌的?”

经过讨论,学生们认为,“脏乱和嘈杂是让人难以忍受的”。所以,他们一致同意:不能在自习课时大声讲话,不能乱丢东西,也不能把零食带到教室来吃,因为“味道太大会影响别人”。谁违反规则,就会成为“令人讨厌的人”,遭到大家的“白眼”和“指责”。

李卫林说:“以前,是我要求他们去做,天天在耳边喊,他们还逆反,跟我对着干。现在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做,效果当然不同。我很少去督促他们,可他们自己做得很好。”

“生本”式的管理,让老师从繁重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,也让学生摆脱了无休止的“说教”和“唠叨”。学生尝试着“做自己的主人”,这让他们对老师心生感激与热爱。师生之间的关系,因此变得更加健康、和谐与亲密。

在广东,乃至全国,“生本教育”呈现了良好发展之势。

博罗县,广东省的经济欠发达县。罗阳镇一中,博罗县最薄弱的初中之一。前几年,在全县45所初中里,他们的综合排名是倒数第3、4名。校园只有17亩,是县城最差的;生源被称为“箩底橙”,意思是挑剩下的、又青又烂又酸的“货底子”。

数学教师林东平记得,当年的课堂,他要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维持纪律。有一次,几个学生“大闹天宫”,他忍无可忍,对那个闹得最凶的学生说:“你不听讲可以睡觉,不要影响别人!”而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回敬:“个个老师都让我睡……我哪里睡得了那么多!”

就是这所学校,2004年进行“生本教育”实验后,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。2007年,学校在全县一跃而为第7名。这两年,每到招生季节,校长陈留明都要关闭手机,“躲避蜂拥而至的家长”。

博罗县教育局局长陈锡坤说:“‘生本教育’在这样的学校取得了成功,很有说服力。”2007年,县教育局决定把“生本教育”推广到10所小学、10所中学;2008年,又推广了10所小学,10所中学。

在博罗县那些偏僻的山区,孩子们打着赤脚、脸上还粘着泥巴,但他们却与城里的孩子一样,因为“生本教育”而焕发出生命的活力。

2002年,“生本教育”实验进入香港,2005年,进入澳门。

2007年,在广东省教育厅的直接推动下,“生本教育”实验开始在全省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实验,首批学校有15所。

2008年,“生本教育”北上江苏、江西、北京等地,一批实验学校相继涌现。

对此,郭思乐教授感到自豪。同时,他又不满足,他还要把事情做得更好。

这位戴着宽边眼镜、语调平和的斯文学者,胸中自有丘壑。他说:“我们要用生动的实践,告诉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人民:教育可以这样简简单单地来做,但学生能够学得无限精彩。”

短评

教育改革需进一步解放思想

刘 

俗话说: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同样地,也不能指望一种改革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
郭思乐教授的“生本教育”实验,虽然不能解决基础教育的所有问题,但毕竟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,比如课堂教学等方面,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,从而带动了学校的素质教育,并有利于解决农村和教学条件较差的地区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。

这些突破,是思想进一步解放、敢于冲破传统禁锢的结果。

其一,敢于直言“人的价值”。

“生本教育”的基石,就是对“人的价值”的重新认识。在这里,学生不再被看作一个需要管教、需要告诉的被教育者,而是有着强烈学习本能的生命,他们是学习的真正主人。

与此相对应的,做教师的基本准则,就是要相信学生、赞美学生,全面依靠学生,甚至是“有困难,找学生”。

学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,被赋予如此崇高的、无可辩驳的主体地位。这使他们桀骜不驯的生命本性,不再受到束缚。他们犹如那些分得土地、可以自由耕种的农民,获得了真正的解放。

“生本教育”下的学生,拥有高涨的学习热情、惊人的学习效率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:人的解放,从来都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;而“生本教育”,正是解决了这个动力问题。

如果不从心里敬畏生命、不打算依靠生命,那么任何活动与讨论,任何高科技手段,都只能成为花样和摆设;任何教育教学改革,都不可能彻底。

其二,敢于坚持民主的精神。

“生本教育”基本的课堂组织形式,是自由讨论。一个学生只要言之有理,就会获得老师与同学的尊重和赞赏。这需要一种民主的精神。

透 过现象看本质,很多教育问题的出现,是由于缺乏民主。不少教师抱怨他们的学生不爱阅读,课堂上不肯积极发言。其中的原因,不能只从学生身上找。因为如果只是在口头上重视阅读、鼓励发言,而事实上却对学生的引经据典、独立观点加以冷嘲热讽,使他失去了取得成就感的机会,学生怎么能不从心里产生抗拒呢?

其实,为人师者能站在讲台下面欣赏学生的表演,比起亲自上阵苦教苦讲,需要更大的气度。因为他需要走下讲台,把它让给学生;他需要放下身架,把学生看作与自己平等的人。

其三,敢于直面现实。

“生本教育”之所以受到基层学校的欢迎,是因为它不回避中考、高考,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,成为改革的一大成果。

近些年来,教育理论空前繁荣,而实践却难以摆脱乏力的现状。原因就是某些理论一放到现实中,就与现行制度产生尖锐矛盾,于是,这样的议论不绝于耳:只要高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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